教

知

识

　　问：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答：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最初传入时，不过在少数人中奉行，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公元前2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226年在位)同时的秦始皇(公元前246~210年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18人来到我国咸阳。阿育王时举行第三次结集约在公元前250年，会后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前来中国很有可能。另外，也有认为宋玉《高唐赋》和《史记·始皇本纪》中的“羡门”即沙门的，但因无译述学说传世，无从确考。
　　问：佛教最初传入的年代既是传说纷纭，很难考定，为什么一般公认是开始于汉明帝的求法呢?
　　答：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使者12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67年他们同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这个寺据说也是以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根据这个传说来看，佛教的传入中国虽不始于汉明帝，而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年代。公元73年班超使西域，以后三十六国内属，西域道路畅通，当时著名科学家和文学家张衡(78~139年)写的《西京赋》就提到“桑门”(即沙门)，可见那时佛教僧徒的存在已开始成为引起文人学士注意的社会现象了。
　　问：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除了最初由陆路从西域而到关中之中，有无经由海路到达吴楚的可能?根据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的情况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
　　答：同意这个看法。据史籍的记载看来，当时楚地佛教的传播比起中原，似乎更盛一些。
　　问：中国佛教什么时候开始有自己的出家佛教徒的?
　　答：中国很早就有了本国出家佛教徒，汉明帝听许阳成侯刘峻出家是最早的记载。但最初那些僧人仅是从师出家，剃除须发，照戒律生活，没有受戒的制度；到公元250年，来自中印度的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正式建立戒坛传戒，中国才开始有了如法的比丘。由于没有外国比丘尼到来，最初女人出家为尼的也只是剃发罢了；稍后从大僧受戒，还不具备完全的受戒制度。到公元429年，由斯里兰卡先后来了以铁萨罗为首的19位比丘尼，才使她们的受戒具备完全的条件；从此，中国才有了如法如律的比丘尼。
　　问：佛经的翻译始于何时?
　　答：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是和佛经的翻译事业分不开的。最早的翻译，前面已经提到，摩腾、竺法兰在汉明帝时开始翻译过《四十二章经》，据说还有一些别的经。这就是最早的翻译。
　　问：以后，汉代还有哪些著名的翻译家?
　　答：在初期(公元二三世纪)的译师中，我们不能不提到安息国(在今伊朗一带地方)的安世高，月支国的支娄迦谶，康居国(在今苏联吉尔斯地区)的康僧铠、康僧会，和一位有月支人血统的最早西行求法之一的中国僧人竺法护。同时还有朱士行于公元260年西行求法。由于他们的努力，不少声闻乘的和大乘的经籍被翻译的为汉文。
　　问：这些译师所传译的经典有什么不同?
　　答：他们中间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小乘学派，以《阿含经》和“禅数”之学为主，可以安世高为代表；二是大乘学派，以《般若经》和净土信仰为主，可以支娄迦谶为代表。两派同时并行。
　　问：那时的翻译对后来的佛教有什么影响或作用?
　　答：当时翻译事业还在初创时期，限于各种条件，还未能进行有计划的有系统的翻译，所译的经书很少是全译本，而翻译文体也还没有能够确立，但是他们已经出色地做到了开辟园地的工作，为佛教在中国思想界树立了地位，并且扩大了影响。
　　问：佛教传入后有不少人研习弘传，中国僧界出现过什么样的重要人物曾促进佛教的发展?
　　答：佛教在中国的广大流行，开始于4世纪，当时中国僧界道安法师是一位重要人物，是起了很大积极作用的佛教领袖。他是我国最早的热心传教者，曾经派遣徒众到各地大弘佛教。他又是我国第一个僧伽制度建立者。他努力寻求戒律，以补当时律藏不齐全的缺陷，并制定了当时全国风从的僧尼轨范(中国僧人出家后，废除原有姓氏，一律以“释”为姓，是由道安提倡并从他开始的)。他整理了已译出的经典，撰成了中国第一部《经录》；他极力奖励翻译事业并第一次总结了翻译的经验。在他的主持下，翻出了许多重要经论，集中培养了许多学者和翻译人才，为后来鸠摩罗什的大规模翻译事业准备了有利条件。
　　问：佛教的确立，首先在于戒律，经过道安的努力，以后还有哪些律部的传译?
　　答：道安和他的弟子们寻求戒律的热心，对于律藏的充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道安在世时，已经得到大量的戒本，并且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可惜那些书已经失传了。之后不久，来自克什米尔的弗若多罗和昙摩流支，先后帮助鸠摩罗什译出了萨婆多部《十诵律》，这部律得到鸠摩罗什的老师卑摩罗叉在江西大为弘扬；佛陀耶舍(也是克什米尔人)在公元410年又译出了昙无德部《四分律》；奉佛音尊者之命，由斯里兰卡来到中国的僧伽跋陀罗译出了《善见律毗婆沙》5世纪初法显法师游历天竺，主要也是为了寻求戒律而去的。法显法师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古代伟大的求法者和旅行家，他的不朽的“游记”和其他方面的成就，可能容易令人忽视他最初求律的动机和这方面的成就。他除带回许多书籍外，并且带回了《摩诃僧祗律》和弥沙塞部《五分律》，前者已由他自己和迦毗罗国 (今尼泊尔)的佛驮跋陀罗译为汉文，后者则在他逝世后由佛陀什(克什米尔人)翻译了出来。另一位伟大的求法者，7世纪的义净，也是抱着学律的志愿而远游的。他带回了而且译出一切有部的11种著作，从而使律藏大为完备。因此汉文译出的律藏有《四分律》61卷，《一切有部律》157卷，《十诵律》61卷，连同各部的羯磨文和戒本及解释律文的诸论，先后译出而现存的约五百卷。后世中国高僧们关于律部的著作，现存的也有五百卷以上。至于中国比丘戒的传承，在南北朝时代，北朝传《四分律》，南朝是《十诵律》，及隋朝统一中国，政治上以北统南，佛教戒律也是这样，从隋代起，一直只传北方昙无德部的 《四分律》。藏语系佛教地区向来是传一切有部律，傣族地区则流传着与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相同的上座部律，与《四分律》(法藏部律)同一源流。